摘要:碳减排是实现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嵌入下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以及环境规制在三者间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减少碳排放；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于国际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产生的潜在效益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其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使用区位熵计算的不同产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对企业创新的具体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发挥中介效应，其中，第二产业集聚降低了企业创新能力，而第三产业集聚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涉农企业2009-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在使用SSBM-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算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创新环境这一情景变量对政府补助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能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且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实现；政府补助未能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提高。（2）创新环境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即创新政策优化有助于政府补助发挥其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促进作用。

摘要:区别于Hidalgo et al.(2007)基于产出端的行业距离构造,转而基于输入端,利用自然条件、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科技、经济结构和制度6大类共23种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一种行业的“距离”度量。基于该度量绘制了行业的空间分布图,计算了10个低价值行业升级至3个高价值行业的最短路径。研究发现,资源型行业升级至高价值行业要经历更多的轮次,有时甚至缺乏升级至高价值行业的路径。有些中间行业如饮料制造业则始终出现在低价值行业升级至高价值行业的升级路径中,中西部省份产业升级路径选择若能趋近这些行业,产业升级将更为便利。

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近几年新出现的研究热点,对其科研合作网络的研究,有助于探究该领域的科研合作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来源,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作者-关键词耦合网络及机构合作网络,对合作网络的结构及特性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论文合著率基本呈上涨趋势,但该领域整体合作仍较为松散,存在较多的小团体；合作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特性,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节点作为合作网络的中心,影响着网络内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的开展。

摘要:本文以199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借鉴历史维度与国际股市比较分析，基于长期与短期、存量与增量视角，探讨股票指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论述中国股市晴雨表效应的特点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均衡看，中国股指能够反映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但部分阶段存在背离现象；从短期波动看，股指相关性偏弱，预测性不强，股市晴雨表效应不仅弱于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及俄罗斯与印度等金砖国家。从存量看，大量亏损以及缺乏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未能及时出清，较大程度影响股指代表性；从增量看，很多选择境外上市的新兴企业，并未包含在现行股指中，由此降低股市整体估值水平与股指质量。本文借助万得全A指数降低权重股对总股指的牵制作用，选择申万绩优股指数作为领先指标，但并不能提升股指短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与警示作用，晴雨表效应未见明显改善，说明股指代表性的提升，并不能有效降低短期情绪面和政策面带来的较大扰动。依据实证结果，本文建议在存量方面尽快完善退市机制，在增量方面加快注册制改革步伐，引导更多优质潜力企业在A股上市，同时吸引中概股回归，以此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股指代表性，从而更为客观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情况。此外还要大量引入中长期资金入市，增强外部机构投资者力量，助力股市短期波动回归经济基本面，促进其晴雨表作用的充分发挥。

摘要: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也离不开员工创新行为的支撑。为了探讨组织中上级企业家精神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人际互动视角，建立了以上级企业家精神为自变量，员工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创新行为为因变量以及领导部属交换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多层次分析结果表明：上级企业家精神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下属工作投入在上级企业家精神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领导部属交换正向调节员工工作投入对创新行为的关系。

摘要:服务化和智能制造代表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两种创新模式,是工业企业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然而对二者间联系及融合界面缺乏清晰理解。基于商业模式创新视角,将服务化和智能制造概念结合,明确服务化和智能制造双重商业模式的融合界面,并依据服务化和数字化水平两维度,确定服务化与智能制造模式融合的九种组合架构,借助文献案例进行示例及说明,并讨论了实践中的实施复杂度差异性。该研究深化了服务化和智能制造融合的规律认知,并为管理者的商业模式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摘要: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意义重大却不易成功，对其失败学习开展研究极富价值，然而，有关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结论存在不一致性。整合组织学习理论与权变理论，构建了组织学习模式与战略导向匹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研究表明：复杂产品创新失败情境下不同学习模式（单环与双环）的企业长短期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单环学习模式只有与防御型战略匹配才具有较好的短期绩效，双环学习模式只有与探索型战略匹配才具有较好的长期绩效。

摘要:情感认知指用户对产品或品牌的主观评价,其高低与否不仅与产品或品牌的质量、内容等有关,还与用户自身的异质性有关,并会直接影响用户对产品或品牌的喜爱与信任。本文结合管理学研究方法和心理学中的大五人格理论,采用线下纸质问卷和线上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聚焦于共享出行行业,以滴滴平台为研究样本,考察用户异质性对共享出行平台的情感认知差异,并以服务质量为中介变量,使用需求为调节变量,使用AMOS24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得分越高的用户对共享出行平台的情感认知越低,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得分越高的用户对共享出行平台的情感认知也越高；服务质量感知在神经质、严谨性和宜人性用户对共享出行平台的情感认知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外向性用户的情感认知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使用需求在五类人格特质用户对共享出行平台情感认知的影响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选取我国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的业绩起到促进作用；在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与“互相合谋”的两者中支持了多个大股东倾向于“互相监督”的观点。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于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在国有公司中较大；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于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着促进作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会使股东产生懈怠情绪,从而削弱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高市场化水平所伴随的复杂的经济交易活动也会削弱这种正相关关系。最后,研究结论表明商业信用是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关系的中介变量。

摘要:在运用改进方法对我国省级人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再测算的基础上,引入地区技术差距变量,实证研究了1996-2016年间,我国省级人力资本存量、地区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地区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这是对既有文献研究结论的一个补充。

摘要:基于复杂网络研究的视角,以城市群生态效率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科技投入及网络地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利用30个城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原城市群生态效率,基于地理引力模型构建城市群生态关联网络,获取城市个体网络特征指标,并分析城市科技投入和网络特征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中原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表现出“一体两翼”的空间分布态势；城市生态效率水平个体差异显著,且差距不断扩大。(2)城市群网络连通性较高,整体网络密度先升后降；郑-焦-洛-新等构成城市群的核心极,接近核心区域的城市生态水平较高；城市个体中心度差异较大。(3)科技投入、接近中心度对生态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科技投入与接近中心度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呈现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也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资利用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摘要:本文构建了并数理推导了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了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全国及东中西三个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惩罚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明显大于奖励性环境规制,二者的作用效果均能持续到两期后,但惩罚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奖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两种环境规制下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作用效果可以持续到两期之后,但传导比例在减弱。门限效应的实证结果显示：惩罚性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奖励性环境规制存在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摘要:从生态建设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环境水平、保护、压力)三方面选取16个代表性指标,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与函数型分析相结合方法对长江经济带2006年至2017年的生态建设进行动态评价,深入分析各地区生态建设的变化趋势。探讨函数型综合评价在生态建设中的应用价值,为长江经济带的生态建设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使其采取有效措施。得出结论：长江经济带地区在2006-2017年期间生态建设上升趋势明显；生态环境水平：东部地区呈U型分布,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生态保护和压力：东中西不断上升,且变化趋势相似；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生态建设影响最大,其次为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建设有一定的趋同特征,且具有明显的聚集现象；对于近两年生态建设发展状况,11个地区上升变化趋势相似。总体而言,函数型综合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动态生态建设情况分析有效且合理。

摘要:采用Super-SBM方法将环境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旅游经济效率测算框架,结合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分析2005-2016年我国省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约束下,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趋势,呈现出“东南热、西北冷”的分布特征,尚未实现网状结构均衡发展；我国省际旅游经济效率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对于环境约束下旅游经济效率发展来说,人均GDP、技术创新、市场化、环境规制均有显著地正向作用,路网密度作用不显著,FDI有显著地负向作用。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来看,市场化、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间接溢出效应,但环境规制带来了显著的负向间接溢出效应,FDI与路网密度的间接溢出效应不显著。

摘要: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对从CNKI数据库中获取的技术预测科学文献，从文献维度、内容维度等角度进行可视化共现及聚类分析，探索技术预测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相关分析表明：(1)技术预测合作研究主要限于学科领域内部；(2)技术预测研究方法主要包括TRIZ理论、文献计量、文本挖掘和知识图谱等，呈现出从定性向定量、从数字化向知识化发展的特征；(3)技术预测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新兴技术主题识别、技术机会识别、颠覆性技术预测、技术态势探索等，呈现出深化实证应用的发展趋势。

摘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891项投资项目数据，文章研究了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环境条件之间是互补和替代关系，国际化经验实际上是淡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禀赋因素的正向效应，同时淡化了东道国成本因素的负向效应，弱化了所有东道国条件在区位决策中的价值，使跨国企业可以更多的根据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这使得一些原先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这一发现有别于前人的认知。

摘要:针对废弃食品非正规回收市场,非正规回收商数量导致单位回收收益随规模变化不同,分别建立了单位回收收益不变、增加与减少三种情况的非正规回收商预期总利润优化模型,分析了非正规回收商的伪装行动力与回收率决策,以及非正规回收商数量的影响效应。以“僵尸肉”为典型案例进行了数值分析。结论表明：非正规回收商的伪装行动力与废弃食品回收率都分别受到废弃食品数量、伪装概率和废弃食品出售价格的正向影响,受到固定成本系数和单位回收成本的负向影响；而单位回收收益增加(减少)时,伪装行动力分别受到伪装边际成本和被惩罚后绝对损失额的正向(负向)影响。据此,提出政策启示。

摘要:基于资产专用性衡量FDI异质性，在实物期权理论框架内探究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变化对FDI规模、稳定性及技术结构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制造业24行业外资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的下降对FDI规模存在抑制作用，并导致其高水平的波动，且受到资产专用性的正向调节。实证研究表明，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FDI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策不确定性的攀升引致制造业FDI增速下滑并伴随着波动性上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蕴含高水平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研发密集型FDI对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更加敏感，一致、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的营造不但有利于提升FDI稳定度，对吸引高水平FDI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摘要:由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具有科学突破性、长周期性、替代性、产业爆发性、价值跃迁性等特点,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对于政府导向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更需要在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创造方面给与大力支持。智能交通作为政府导向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由基础技术体系、关键技术向技术融合发展转变,其政策支持也经历了由支持基础研发为主的供给型政策到以支持应用示范为主的需求型政策,再到以财税优惠和产业规制为主的环境型政策的转变。同时,本文认为应该注重颠覆性技术的阶段识别和应用场景开放,完善早期的培育政策和后期的市场引导政策,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