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体系，先采用熵权法得到每一个子系统及指标的权重和得分。再利用非径向且考虑松弛变量的 Super?SBM 模型对科技成果转化两阶段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归一化提取出的松弛变量和剔除前沿面效率值的有效部分，进而分析各指标的指数波动程度。再针对该评价体系构建 BP 神经网络模型进一步验证模型预测的精确性和相关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在构建的 7 个子系统维度发展各异，总体转化效果呈上升趋势，但科技成果经济转化能力不足，且科技成果研发与经济转化两阶段效率不均衡。重点把控科研经费、人力资源和科研环境子系统，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后结合上述的 Super?SBM?BP（SSB）模型评价结果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摘要:本文通过AT&T收购时代华纳的纵向案例研究，试图揭示数字经济时代异质性资产获取型并购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绩效提高。研究发现：异质性资产获取型并购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提高并购方企业绩效，企业可以从新颖、互补、锁定和效率4个主题创新商业模式；而企业的动态能力有助于其识别、获取合适的异质性资产，推动并购后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新的资源能力基础构筑，从而提高并购绩效。本文的研究对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异质性资产获取型并购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高绩效、以及运营商企业如何整合异质性资产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摘要:本研究探索性地构建了以双元学习(包括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为中介变量,冗余资源为调节变量的组织遗忘对跨界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对其验证,结果表明：组织遗忘对跨界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组织遗忘与跨界创新之间具有各别和连续中介作用；冗余资源在组织遗忘与跨界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摘要:成员创新始终贯穿科研团队管理的全过程，是推进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内聚外联型科研创新团队成员优势选拔方面还较少引起关注。基于优势理论视角，以科研创新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凯利方格法和DEMATEL 法结合的方式，构建内聚外联型科研创新团队成员优势选拔机制。首先站在 95 名当事人立场提出知识基础、创新能力、项目经验和团队协作 4 个维度的内聚外联型科研团队成员创新优势要素，随后运用 DEMATEL 法对重庆某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引智成员创新优势进行选拔分析。研究表明：尊重个体优势，凝聚已有成员；聚合群体优势，引进外部智力；发挥组合优势，探索共享人才，实现优势互补的目标。此外，对成员发挥差异化长项和增进彼此创新联系具有参考价值。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与股票市场有着一定的联动性。我国于在2017年底开启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其关联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一方面通过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检验各碳交易试点地区的碳收益率与股票市场整体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只有广东、天津的碳收益与深证新综指和湖北与上证综指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北京、上海、广东与上证综指、深证新综指存在双向或单向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碳交易试点地区的价格、收益率与试点区域股票市场的相关性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地区与其区域股市在长期、短期上都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摘要: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雾霾）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估计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少较省（市、区）和非百强县子样本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证实，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两个方面作用于空气污染；最后，将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比较分析发现，行政分权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从环境视角评价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摘要:本文采用人工阅读招股书并打分的模式构建研发信息披露得分指标,并从一级市场定价效率与IPO抑价2个维度解释研发信息披露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本文用2012 年 -2018 年间459只创业板 IPO 新股样本进行研究,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一级市场上股票发行定价明显偏高,研发信息披露提高了一级市场定价效率；而股票上市后,研发信息披露与IPO抑价率无显著关系,这显示了中国二级市场大部分投资者尚不具备能合理利用研发信息的专业知识,不能有效利用企业在招股书中披露的研发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监管部门完善研发信息披露制度,培养理性投资者提供了理论支持。

摘要:本文首先将工业废气排放量引入代表性工业企业的利润函数，依据Opiela的模型构建代表性金融机构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基于代表性金融机构的最优决策，得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涉农贷款之间的函数关系，继而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研究假说，以研究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涉农贷款比重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涉农贷款比重之间为 “正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加，涉农贷款比重先下降后上升。在拐点左侧，减少废气排放量的同时可提升涉农贷款比重，两者之间为“兼容”关系。相反，在拐点右侧，减少废气排放量将降低涉农贷款比重，两者之间为“互斥”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分权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还通过大气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涉农贷款比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启示。

摘要:已有大量产业网络结构特征的研究但缺乏面向电信网络的分析工作。采用我国电信2004-2017年各省市数据,构建引入网络中介效应模型计量分析其对电信业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特征促进移动电话业务增长,但对固定电话业务没有发现明显贡献。其中移动电话业务网络经历聚集-弱疏离-继续聚集的过程,而固定电话业务则是聚集-疏离-再聚集的演变方式。固话网络虽在初期优于移动,但后期已达稳定并在电话普及率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空间反而不如移动。网络中介效应计量模型发现,电话普及率与不同网络参数之间呈现为非线性的U型或倒U型关系,移动业务受益于网络中介效应。上述结论对于我们认识电信产业不同业务网络聚集和企业行为内在规律,以及了解网络扩展、用户群偏好转变和网络规模效应变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摘要: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问题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2013-2018年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中国企业生产能力的作用结果。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企业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不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都会对企业的生产能力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推动作用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另外,本文还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划分为三大类,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摘要:文章检验董事会领导权性别结构究竟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以及这种关系如何依赖于性别地位差异而发生变化。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4-2018年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在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的情形下,相对于董事会领导权同性结构,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改善；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会受到性别地位的影响,具体来说,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对企业绩效的有利影响,在“男上女下”的性别结构形式中更显著。进一步考虑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检验发现,“男上女下”性别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摘要: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人才政策，政策重点从以往的聚焦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转向形成覆盖高层次科技人才、青年人才、甚至应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顶天立地”人才政策体系，以形成地区科技人力资源集聚规模优势。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科技人力资源统计规范和制度，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等范围较窄的统计指标进行替代，难以适应国家和地区人才宏观管理需要，因此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科技人力资源内涵界定，探索提出适应我国基础统计资料现状的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测算方法，测算2001年-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认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仍呈现东部高度集聚，中、西部规模较小的特征。进一步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人力资源聚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规模、创新活力、文化教育和居住环境是核心层科研人员集聚的重要因素，但范围更广大的科技人力资源集聚与地区薪酬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和生活成本不相关；高技术产业规模、文化教育水平是东、中、西部科技人力资源集聚的共同影响因素，此外东部地区受到地区薪酬水平、创新活力和生活成本影响更显著，西部地区则仍受到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建议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继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作用，中、西部地区重视打造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平台，逐步减少政策对人才流动的直接干预，通过科技力量布局倾斜间接引导人才向西部地区集聚。

摘要: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及OLS模型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