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③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摘要: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变化及其分配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学界缺乏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索。本文主要采用ROST CM 6.0软件对1983—2019年中央科技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了此时期内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与指向变化。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经历了从“波动上升”到“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2）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施政重心经历了从“增强企业活力”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变化历程，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认知以及需求存在差异，中央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总体认知也在不断深化。（3）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指向发生了明显转移，技术发展实现了从“重引进学习”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制度建设则朝着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方向转变，体现了政府在“瘦身”的同时，为企业创新发展“放水养鱼”。

摘要:与数字经济融合是传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如何激发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内生动能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基于组态视角和QCA研究方法,以172家机械制造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传统制造业和数字经济融合的多重并发和非对称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发现：(1)创新战略、获取补贴、降低人工成本、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人才集聚、数字基础设施均不是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必要条件；(2)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高融合动力存在政府补贴驱动型和外生因素齐备条件下创新引领型两个有效组态；(3)非高融合动力组态的数量、案例覆盖度都远远高于高融合动力组态。

摘要:作为数字经济典型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及其进入模式选择的背后路径研究尚不充分。据此，本文构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模型和投资环境评估体系，以及投资环境对其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本文选取了蚂蚁金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开展研究。首先，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其次，基于理论模型，进一步提炼出蚂蚁金服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最后，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工具（csQCA），研究投资环境要素的组合效应对进入区位和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差异明显；②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主要进入模式按照控制度和资源承诺的高低可分为四类，包括投资+输出技术和经验、股权投资、战略合作和接入服务。③互联网金融企业会倾向于进入母国周边邻近国家，进入市场需求较大和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政府治理水平较高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不适宜采用高控制度高资源承诺的模式进入；当制度环境较差时，可采用战略合作的方式进入，避免政治风险。本文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国际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摘要: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动能，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其将如何影响公司违规行为？本文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公司违规被查处概率。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反向因果问题、PSM配对排除样本自选择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既能抑制公司违规倾向，也能提高违规被稽查可能性；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行为，但对领导人违规行为无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严重违规与一般违规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整治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

摘要:企业战略变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企业战略变革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企业战略变革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当内部董事会独立性与外部媒体关注度越高时，强化了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成长期、成熟期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明显；最后，企业战略变革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和经营效率。本研究助推了战略变革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战略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摘要: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多元化经营的绩效影响。文章采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模糊双重差分模型以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使用传统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从事实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的概率，也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水平。从机理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预期收益，并且这一效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最为明显。本研究综合运用资产专用性、范围经济等理论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联动效果，开创了对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新型研究视角。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逐步颠覆产业逻辑，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应对风险挑战。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具有长期性和高风险性的战略行为，必须要以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作保障。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创业板235家企业为样本，细化动态能力和高管社会资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前因的复杂运行机理。研究揭示：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单一要素不会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高绩效的必要条件；②存在3类数字化转型高绩效关键路径：动态能力驱动型、社会资本拉动型和双重联动型；③动态能力中创新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普适作用；④高管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研究从多维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相关研究，并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因数据不全而除外），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②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③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④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相对较小；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大，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小。

摘要:从来源国合法性溢出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投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等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与非基础设施行业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行业企业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来源国合法性进而正向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绩效。研究结论对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有重要启示。

摘要: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本文基于新冠疫情爆发后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全球并购数据以及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每家企业的跨国并购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企业跨国并购对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为了解决偏误性问题，本文还对其进行了PSM-DID检验。进一步影响机制表明，跨国并购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以及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解决了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卡脖子”的问题，进而降低经营风险。从异质性上看，跨国并购对降低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规模企业、监管程度高的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的经营风险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发现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加大跨国企业经营风险。因此，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对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

摘要: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稳定性对于企业防范重大风险、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进一步地，稳定的高管团队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和并购绩效，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本研究对于上市公司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企业的盲目并购和损毁性并购行为，提高并购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企业发展韧性能够使企业对动荡环境起到一定免疫作用的基础上逆势成长，在后疫情时代及乌卡时代（VUCA ）背景下，企业如何在外界拉力压力频发下不发生脆性断裂并提高发展韧性是管理的重难点。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弹性风险理论构建高管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韧性的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团队心理资本与风险承担能力的中介作用，利用对中小企业调研获得的329份配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①高管团队的内、外部社会资本分别对企业发展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团队心理资本与风险承担能力分别在高管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③团队心理资本与风险承担能力在高管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摘要: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银行信贷融资是其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但目前过低的融资规模制约了其缓解融资难的有效发挥,如何提升中小微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难点。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是否对解决该难点有所助益？本文以2011-2020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对该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金融科技能显著提升中小微企业信贷资源获取,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商业信用融资以及加剧银行业竞争等渠道显著促进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获取。(3)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信贷获取的促进作用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信用环境较差地区、中西部地区、融资约束较高、非国有企业以及抵押能力较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4)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降低借贷成本；相对于短信贷期限结构企业,金融科技对于长信贷期限结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金融科技的长尾效应和普惠性,也为中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