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和“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充分发挥人才效能,使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是我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议题。新型研发机构是科研机构的创新模式,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重要尝试。以新型研发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以北京的七所新型研发机构为例,从价值链视角对新型研发机构内部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过程进行分析,归纳出新型研发机构实践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动态协同模式。为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给出具体指导建议,为人才链支撑双链融合的过程提供理论支撑,为我国实践三链融合给出了具体的治理对策。

摘要:基于中国2006-2020年281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促进作用依旧显著。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第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区位异质性与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与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摘要: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未体现出深度融合过程的动态性、阶段性及多主体性等特征。鉴于此，将过程阶段思想引入产学研机制中，构建多方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并用Matlab软件对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及合理的惩罚机制均有助于深度融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会弱化地方政府的引导效应；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相比于平均分配、成本分配机制更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深度融合既能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又能实现风险分担。最后，针对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构建提出相关建议。

摘要: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摘要:当前，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战略要求之下，越来越多科技中小企业同时参与多个产学研联盟，形成了不同范围广度以及不同交互深度的产学研联盟组合，以同时获取外部互补性资源并实现高质量快速成长。基于150家创业板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本研究构建了“产学研联盟组合-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成长”的研究框架，探讨了产学研联盟组合广度及深度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路径，以及中国独特外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产学研联盟组合广度正向影响科技中小企业成长，而深度负向影响科技中小企业成长；②产学研联盟组合广度正向影响科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深度负向影响科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③技术创新能力在产学研联盟组合广度及深度与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关系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④正式制度发展水平削弱了产学研联盟组合广度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且削弱了产学研联盟组合深度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⑤社会信任水平加强了产学研联盟组合广度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而削弱了产学研联盟组合深度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联盟组合、产学研合作以及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并为推动科技中小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提供了一定启示。

摘要: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摘要:本文基于WIOD2016的数据，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WZZ（2013）和社会网络方法SNA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技术细分行业（r17，r12，r21）出口网络地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利用跨国数据实证考察了一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如下：（1）全球高技术产业出口网络均呈现出“互惠性低、中心势高”的非均衡特征，这不利于全球高技术产业的经贸关系朝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2）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制造业（r17）最终产品出口网络中的地位攀升较快，由2000年的“末梢”地位上升到2007年的“中心”地位再到2014年的“绝对核心”地位；（3）相比r17行业，中国在医药产品/医药制剂业（r12）和船舶/航空航天/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r21）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网络中仍然处于“边缘”与“半边缘”地位；（4）跨国面板回归显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物质资本积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节点国家网络地位的提升，但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促进节点国家在全球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中地位的攀升。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摘要: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使跨国企业供应链所涉及的不同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程度产生差异，抑制了跨国企业在地区间的价值溢出功效。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基于跨国企业供应链的东道国供应商社会责任对品牌价值的溢出与消费者的反馈，分析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全流程披露机制的动机和实践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品牌社会责任的感知使跨国企业产生了通过社会责任强化相对竞争力的直接动机，供应链社会责任全流程披露机制刺破了“品牌面纱”，打通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供应链社会责任信息通道，形成跨国企业在供应链内部的社会责任激励机制。基于理论结果，提出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由主体披露向流程披露转变、引导跨国企业在供应商合同中植入社会责任条款、培育和强化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等具体建议。

摘要:为探究企业数字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管理费用率与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企业数字化通过降低管理费用率，对投资效率发挥提升作用，即管理费用率在企业数字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第二，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较于两职合一的企业，企业数字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在两职分离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文章基于管理费用率的视角检验了企业数字化对投资效率影响的中介影响，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的经济后果研究，对产权性质和两职合一进行异质性分析，拓展了相关领域研究。

摘要: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数字科技逐渐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应地,在数字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也愈发明显。作为较早的践行者,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能为我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本文对澳大利亚政府、行业组织与协会、大学与研究机构、社会媒体、企业五大监管主体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解构了澳大利亚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用户隐私保护、信息获取自由与消费者数据权利、人工智能道德与负责任人工智能研发三大重点议题的政策布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四大制度安排,即制定战略目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建设能力、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最后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构建多层次的治理框架、明确伦理监重点、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重视数字科技伦理教育。

摘要:数智化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强势崛起但风险巨大,机器学习与非财务信息可为此类风险预警提供新思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2013年-2020年期间45家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56起海外并购事件的大数据,构建Stacking集成学习模型进行大数据财务风险预警因子挖掘。结果表明,stacking集成学习模型相比其它机器学习模型的大数据预警效果更好；运营能力等传统型财务指标依然是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大数据预警的首选指标,但股吧评论等创新型非财务指标也具有重要预警价值。本研究提供了Stacking机器学习与利益相关者大数据信息有助于预警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经验证据,为互联网企业、投资者、监管者等进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管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企业家精神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创新创业、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行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主导型产业，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维护国家产业经济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聚焦能源行业国有企业，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深入探索了新时代下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并针对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出了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受到文化、制度、地理环境、社会、企业和领导者个人6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

摘要: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