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如何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及时空特征,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构建涵盖新质人才资源、新质科学技术、新质产业形态和新质生产方式四个维度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 Critic-Topsis 综合评价法、Dagum基尼系数和 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 30 个省份( 因数据缺失,未含西藏地区港澳台地区) 2012—2021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动态规律。研究发现:2012—2021年,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多数省份的新质人才资源、新质科学技术、新质生产方式和新质产业形态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东部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大,东部与东北地区区域间差距最大,30个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研究识别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策建议。

摘要:我国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既是实现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所需,也是应对百年变局下中美科技博弈之所需,更是把握科技与生产力自身演进规律所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有着双轮驱动的内在逻辑,即新质生产力在引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统性变革的同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积极变量。在此基础上,我国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具备“ 双新” 优势、人民性优势、体制性优势以及基础性优势等四大优势。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在充分利用这四大优势的基础上,以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内聚力优势为导向厘清大战略观思路,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 出新” 和“ 焕新” 为重点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以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为主线塑造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最终促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落位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贯通协同之中。

摘要: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以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 2006—2015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推动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进而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特大及以上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摘要:逆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复杂的东道国舆论环境给我国国际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对其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决策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情感分析技术（NLP）和网络爬虫，对2015-2022年间830余万条媒体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构建涉华舆情指数，系统分析与检验了东道国舆论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舆论环境越差，相比于独资模式，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相比于跨国并购，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海外市场；跨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国际化经验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影响机制方面，东道国舆论环境通过影响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来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设立模式的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跨国企业恰当地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积极规避或弱化舆论风险，更好地在东道国投资布局与经营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摘要:面对人才计划是激励了科技人才,还是诱发了科技人才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争议,本文系统梳理了人才计划选育人才特点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功能异化问题,构建了包含成就动机的科技人才激励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并使用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人才计划激励高层次科技人才成就动机的净效应。结果表明：(1)人才计划的特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旨在培养和提高科技人才的创新研究能力,鼓励人才自由探索和根本创新,但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工具的过度使用、薪酬待遇和资源的过度倾斜等问题；(2)适度科研经费支持有助于强化科技人才的成就动机,而过度强调绩效激励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3)入选人才计划对高层次科技人才成就动机的激发作用是显著的,在继续推进人才计划支持方式的同时应正视弊端、系统谋划。

摘要:新能源汽车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为了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序发展，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本文从单一政策效果、政策协同效果、中介效应等多角度分析激励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影响，并深入研究激励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补贴政策、充电基础设施以及政府购买都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人口越多、收入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地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程度越大；（3）政府购买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4）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在激励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5）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区域性差异，在第一批试点城市，补贴政策的效果不再明显，甚至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在第二批试点城市中，补贴政策依然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6）补贴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但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表现出负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仓廪实则天下安，生活富裕的实现需要多方政策协同发力。本文基于2005—2019年1562个县域样本，设计三种情景来评估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两类产业扶持政策能否对农户生活富裕产生协同作用。结果表明：这两类政策各自均能促进农民生活富裕，而且两者共同实施能够产生更大的效应，利用PSM-DID作为稳健性检验也同样证实存在政策协同效应。更进一步，在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理检验后，发现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致富效应更为明显，且与单一政策相比，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间的政策协同可以通过促进乡村创业、非农就业来发挥更大作用。本文从协同视角考量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的政策效应，为多部门政策决策提供借鉴意义，以期形成合力助推于农民生活富裕和乡村振兴。

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消费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消费者如何践行绿色消费、如何对绿色产品形成绿色消费意愿是绿色消费研究的重点领域方向。为此,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探讨品牌拟人化类型与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及其反应机制。研究主要发现:①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实用型产品,能力型拟人(vs.温暖型拟人) 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享乐型产品,温暖型拟人(vs. 能力型拟人) 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②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中介品牌拟人化类型和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③消费动机(利己动机vs.利他动机) 调节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基于以上结果,研究丰富了品牌拟人化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品牌拟人化类型的选择、绿色产品的宣传、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及行为等提供现实参考价值。

摘要:在“双碳”目标下,企业层面的碳减排对于中国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但企业为迎合监管、粉饰经营业绩具有“漂绿” 倾向,即以虚假不实的方式对碳排放信息进行“粉饰”。目前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缺乏系统梳理,尚未形成对企业“漂绿” 的完整认知。基于此,本文首先筛选梳理2003—2023年发表的263篇英文文献和142篇中文文献,以可视化方式科学呈现企业“漂绿” 的发展脉络和研究主题。其次,系统梳理不同研究视角下企业“漂绿” 的概念内涵、表现形式及识别测度技术,剖析其前因后果,凝练其治理对策。再次,对既有的企业“漂绿”研究进行述评,指明其研究前景和研究不足。最后,将企业“ 漂绿”置于复杂经济社会系统,提出未来研究值得探索突破的六大议题,即构建基于复杂经济社会系统的企业“漂绿” 行为多维理论协同整合分析框架;强化对企业“漂绿”概念内涵的认知与解读;深化企业“漂绿”复杂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研究;拓展企业“漂绿”复杂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的研究;基于复杂组态视角拓展现有研究方法;拓展基于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漂绿” 研究。本文明确了企业“漂绿”的发展脉络和未来方向,为后续基于中国情境开展有关企业“漂绿”的复杂系统研究提供了思路。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普及,“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国策对企业经营提出新要求。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和发展起到愈发关键的作用,继而对当下企业领导者们的认知和领导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过去研究关注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而对个体层面的机制研究相对匮乏。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以63名企业高层管理者与225名直接下级的匹配样本,探讨企业高管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如何影响下属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能够通过激发下级管理者的亲社会动机,从而促使下属表现出责任型领导行为和责任式创新行为；感知领导真实性调节了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亲社会动机的关系、以及利益相关者导向通过下属亲社会动机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及责任式创新的间接影响。

摘要: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是应对全球生态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准确把握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规律和培育机制,对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共生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对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模式、过程、稳定性及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旨在为企业和相关部门制定促进绿色创新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两种群共生演化模式和稳定性,受两种群相互作用的共生系数和各自种群规模上限影响。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达到均衡状态时会形成不同的共生模式,其中互惠共生模式是系统共生演化最理想的状态。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发展以信任机制为基础,在共享机制、竞合机制、伙伴选择机制和价值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生循环。

摘要:网络直播带货的售后服务持续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成为网红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梗阻。本文在厘清网红主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构建直播生态下的三方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并仿真分析不同主体行为在收益类、损失类和系数类参数变化下的演化博弈过程及规律。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本文兼顾直播平台、网红主播和消费者的“多元”属性,延伸了消费者在直播消费过程中的情感收益。主要洞见:网红主播在高效售后的状态下,对带货收益敏感度较高,对消费者冲动消费带来的超额收益敏感度较低;消费者对网红主播的情感依赖与消费意愿呈现同向变化趋势,网红主播的售后态度与平台的监管强度同步变化;在网红主播高效售后的情形下,即使消费者的功能收益较低和退换货率较高,其消费意愿并不会明显下降。

摘要:考虑政府的碳交易管制和绿色补贴政策,针对由政府、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低碳供应链,运用博弈理论建立了政府主导下的三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重点分析了消费者绿色偏好、碳交易价格和减排成本系数对低碳供应链最优决策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利用两部收费契约和低价促销策略分别对所建模型进行了协调研究,并利用数值算例对文中结论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较强的消费者绿色偏好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绿色度、渠道成员的利润和供应链的社会福利水平；产品的绿色度和供应链的社会福利水平在集中决策模型下最高而在分散决策模型下较低；政府的最优绿色投资补贴率在消费者绿色偏好程度较强时降低而在碳减排难度较大时上升；在参数满足一定条件下,两部定价契约和低价促销策略可实现低碳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摘要:海外研发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路径,现有文献基于经贸自由化的前置条件证实了海外研发提升创新绩效的反哺作用。然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愈发困难,海外研发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为此,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探索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侵蚀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反而产生倒逼效应,推动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并积累国际投资经验,继而增强了海外研发的反哺作用。通过区分海外研发目的地,本文进一步发现倒逼效应在赴非美国家的样本中更显著。赴美研发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更为直接,稀释了提升投资效率和积累国际化经验所带来的收益。研究结论深化了国际商务理论关于贸易保护和壁垒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绩效的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如何充分释放海外研发的潜能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