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任务偏型技术进步范式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成为共识,但现有工作类型分类方法仍存在细致度和准确率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不足,本文通过优化 Chinese-BERT-wwm 大模型,将 2013—2019 年上市企业的招聘信息区分为非常规型和常规型工作,测试集分类准确率近 93%。 同时,利用 GLM4 大模型根据岗位名称和职责描述,将其匹配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 》 的小类标准职业名称以识别数字职业,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提高显著增加了对非常规岗位的需求,减少了对常规岗位的需求,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制造业中尤为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常规岗位需求的上升主要源于非常规认知型岗位需求的增长。 机制分析显示,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创造数字职业等新岗位促进非常规岗位需求,同时通过替代效应减少常规岗位需求。 研究成果拓展了大语言模型在经济学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摘要:AI 大模型的流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投资、创新、应用浪潮。 本文先从产业政策体系视角出发,将产业人才培育、产业技术研发、产业安全打造、产业生态建设等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推动美国 AI 大模型发展的产业政策分析框架。 目前,中国 AI 大模型产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包括推动 AI 大模型发展的政策设计日渐完善、国内 AI 大模型的数量和类型日渐丰富、AI 大模型的用户数量和适用场景日见增多。 但是在技术短板、人才错配、生态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短板与缺点,从而造成了相关产业发展的滞后。 为此,需要系统性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积极培育和引进人工智能人才、努力构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推动我国 AI 大模型产业政策体系重塑,进一步实现产业快速发展。

摘要:大模型价值对齐是关涉企业乃至社会在采用大模型技术进行安全协作的全球性议题。 如何实现大模型行为与决策者的价值意图及社会规范系统保持一致,成为确保大模型应用安全性和信任度的核心问题。 首先,本文引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个重要哲学概念,探讨大模型价值对齐机制。 研究发现,大模型应用于企业管理存在四种价值对齐状态:“ 高形式理性-低实质理性” 的技术偏移、“ 高实质理性-低形式理性” 的价值优先、“ 低形式理性-低实质理性” 的对齐失效及“ 高形式理性-高实质理性” 的动态对齐。 其次,甄别了透明性、清晰性和社会性三种价值对齐的分析标准。 最后,构建了大模型应用于企业管理的价值对齐实现路径,包括“ 技术偏移→动态对齐” 的认知能力具身性路径、“ 价值优先→动态对齐” 技术意向性的清晰化路径,以及“ 对齐失效→动态对齐” 意义建构路径。 研究成果为大模型应用于企业管理的价值对齐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摘要:为持续做好人才工作,进而高质量建设人才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各有关职能部门相继颁布了诸多人才政策文件,推动我国人才政策体系逐步优化和完善。 在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 808 份人才政策文本基础上,本文构建了“ 理念-目标-工具” 人才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然后基于 LDA 主题生成模型,综合运用词频分析、主题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考察。 研究发现:我国的人才政策在理念维度体现原则性、规划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的特点,在目标维度强调体制机制改革和明确可行,在工具维度突出灵活实用和协同创新,总体上看,人才政策的系统性特征比较明显。 据此,本文认为,应坚持“ 人才是第一资源” 这一核心理念,设置高效明确的政策目标,构建均衡的政策工具组合,同时注重推动政策理念、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者之间联动配合。

摘要:人才治理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基,但现实中部分地区片面关注人才竞争,导致治理碎片化问题愈发突出。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基于 S 省人才工作的实践案例,从整体性治理和绩效管理的理论视角,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工具及治理手段的组合破解碎片化难题,从而有效回应人才治理的双重逻辑:对外增强人才竞争力,对内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研究发现,S 省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既从顶层设计上实现结构统筹、功能聚合和外部协同,又通过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赋予体系执行动能。 基于案例分析,本文深入阐释 S 省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和内在机理,并构建双重逻辑视角下地方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实践机制框架,为地方推动人才治理现代化提供一定借鉴。

摘要:人才战略作为长期国策,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战略意义。 高质量人才体系建设的关键,是优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实现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的增进。 本文利用 DPSIR-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 2014—2020 年 31 个省份( 因数据缺失,未含港澳台地区) 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进而建构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科创氛围对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①我国省域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稳定展现并不断增强,地域差异在地理与时空层面均呈现明显的收窄现象;②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 Malmquist 指数在技术效率层面的分解呈现“ N 型” 趋势,基本与 Malmquist 指数变化趋势一致,而技术进步的指数则呈现“ M 型” 相悖走势,说明并不构成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提升的上升动力;③科创氛围对人才引进的各阶段作用均通过了技术效率的门槛效应检验。 当技术效率跨越 1. 775 阈值后,科创氛围正向影响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 因此,转变“ 重引轻用” 的人才使用现状,扩大科创氛围的建设力度,发挥人才引进可持续效能,是扭转人才战略马太效应、推动地域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摘要:近些年来,地方公共服务均衡保障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都强调要“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 而如何更好地理顺多级政府间的财政管理关系,完善和做好激励设计,充分发挥好“ 上级政府” 和“ 地方政府”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两个积极性,对于保障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供给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财政管理体制角度切入,对中国地方公共服务均衡保障的相关理论文献进行梳理。 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特别是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第二,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及财政支出结构等因素是导致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增加公共支出、提高转移支付、推进户籍改革、鼓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公共政策都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第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优化设计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具有显著影响。

摘要:小微企业作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小微企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减税政策的重点支持对象,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对象。 首先,介绍文献收集过程,分析文献特征,并从多个角度剖析“ 小微企业” 的基本内涵;其次,基于微观企业经营与宏观经济影响的双重视角,全面梳理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成效的研究成果;再次,从税收制度、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影响小微企业减税效果的主要因素,同时探讨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优化路径;最后,分析当前小微企业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出未来该领域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 即深入研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影响机制、深入开展减税政策之间及减税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引入更为精确的分析工具以提升减税政策设计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开展国际比较研究为我国减税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摘要:科技创新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是引领全球创新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要素,科创企业作为推动技术突破的核心力量,探究科创企业如何利用技术突破实现新质生产力形成,对促进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诚志永华为案例,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方法,深入剖析科创企业利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 研究发现:在材料技术突破、全链技术升级、多维产业布局三阶段中,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化、多样化到高端化的推进,基于资源编排策略,战略定位由国产技术突破转变为市场拓展领跑至技术创新引领,生产力由替代式生产力转变为创新式生产力再至新质生产力。 本文打开了科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的黑箱,对技术创新背景下科创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摘要:为引导和推动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促进数据交易市场健康发展,在构建新质生产力“ 新质” 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对数据要素的新质特征和市场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制约数据交易和顺利流通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表明可信机制是影响数据交易流转的关键环节,对数据交易进行信用管理是未来发展方向。 该体系借鉴了其他领域信用监管的成熟经验,旨在通过信用管理制度引导数据交易各方主体行为,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不足和不规范的问题。 结果表明,构建数据交易信用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场内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引导更多数据交易通过场内进行,降低场外交易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增强交易双方信任度,减少欺诈行为,有助于推动数据要素的可信交易与流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高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摘要:变革抵制对组织变革的成败发挥着关键作用。 目前多数研究将变革抵制视为消极的变革反应行为,但近期有学者指出变革抵制也有积极的一面。 然而,现有测量工具并未表征变革抵制的全部内涵,不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变革抵制的全面理解。 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方法,梳理变革抵制文献以及实施开放式访谈等,深入探讨变革抵制的内涵和结构,开发变革抵制量表。 并通过对变革抵制量表题项进行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等计量分析,对变革抵制测量量表修订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变革抵制包含个体导向和组织导向两个维度,共七个题项。 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检验个体导向变革抵制和组织导向变革抵制对离职倾向的差异化影响,再次检验了变革抵制效度。 本研究明晰变革抵制的内涵和结构,开发了变革抵制的测量量表,为拓展组织变革理论、凝练变革反应行为规律提供了参考和测量基础。

摘要:绿色金融政策具有引导资金进入绿色产业领域和推动污染企业转型升级的双重目标。 本文以 2012 年出台的《 绿色信贷指引》 政策为准实验,采用 2004—2017 年中国 A 股 968 家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中国污染企业绩效。 研究发现,《 绿色信贷指引》 有效降低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且这一抑制作用通过融资约束效应、投资约束效应和内部控制质量效应等渠道实现。 《 绿色信贷指引》 政策实施后,污染企业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上的投资规模下降,以 SA 指数衡量的企业融资约束收紧,并且以内部控制质量指数衡量的企业经营管理状况恶化。 异质性分析表明,《 绿色信贷指引》 对国有污染企业、处于低市场化程度和弱环境规制地区的污染企业绩效影响更加明显。 本文为绿色信贷在微观层面如何影响企业经济表现提供了可靠证据,也为绿色金融政策如何精准有效助力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